川军出川，血肉长城——“烂丘八”摇变虎狼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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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时间，四川350多万军人出川抗战，每五、六个国军士兵当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为此在国军中有“无川不成军”的美名。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共有64万多人阵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居全国之首。64万四川儿男把尸骨留在了异乡。他们的牺牲，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川军”无愧于中华抗战的脊梁！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开放城市，涌来了许多四川的打工者，他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当地人因此戏称他们为“川军”。也许我们太多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是从这里知道了“川军”这个名词。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川军”一词就已经大名鼎鼎。提起“川军”，多少国人钦佩、敬重，它代表了牺牲、悲壮和骄傲。

1937年，四川结束了地方军阀混战，成立了统一国民政府。刘湘就是这第一届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哀鸿遍野。四川的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素有“天府之国”的四川，在那场饥荒中几成人间炼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川人民并没有忘记国土正在被日本人蹂躏。在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的时候，四川就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四川的《新民报》在第一时间印发了号外，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号外散发到了成都市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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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岁的报童，甚至光着脚板把这些号外送到了距离成都二十多里的乡下。四川的民众开始集会、开始游行，他们唱着抗日救亡的歌曲，行走在成都的街头，而这一切离“卢沟桥事变”仅仅一天。四川的军人们空前地团结了起来，在这之前他们相互之间打了整整20年的仗，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三天，这些军人坐在一张会议桌前。几乎没有人讲什么大道理，所有的川军将领都只有一个意思，走出去和日本鬼子拼了。刘湘更是对自己的老对手李家钰赞不绝口，原因只有一个，李家钰已在这之前致电南京，请缨抗战。会议的时间并不长，会议形成的决议也并不多，一是从即日起川军各部团结一致“整军”待命，二是致电南京，请求出川抗战。

8月7日，成都凤凰山机场，刘湘带领川军将领赶往南京开国防会议，在机场外， 一万多人前来送行 ，他们的代表把“川人抗战请愿书”递到了刘湘手中。刘湘默然，这是他第一次接受这么多群众的送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抗战。从这时起，刘湘“倾全川之力，支持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8月7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会议室里，刘湘作为地方代表第三个在会议上发言，他没有喊口号，更没有谈条件，他用几个数字说明了四川抗战的决心，“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与会各地的将领颇多，只有刘湘一人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几千万四川父老的共同心声。

1937年9月，成都少城公园，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要出征了。成都数万名群众赶来为他们的英雄子弟送行。唐式遵，这个在军阀混战时以消极作战而闻名的将领，在出征的将台上送出了“不灭倭奴誓不还”的诗句。当年他无意国内军阀混战，今天为民族大义他与数万四川父老做“易水之别”，不光如此他还把自己的房产捐献出来做了抗战经费。将军讲完了，中下级军官上台讲，军人讲完了，妇女上台讲，甚至连10来岁的儿童也上台致词。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依依不舍，有的只是将士与民众的抗战决心。在这第一批出川的几十万将士当中，多数都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遗嘱。他们的父母、妻子并没有出言挽留，亲手把他们送上抗战的第一线。

1937年寒冬，西充，一个位于川北偏远的小镇，在小镇唯一的广场上，挤满了前来报到参军的青年。短短一天时间，有800多人报名参加了“义勇壮丁队”。这800多人在乡亲的簇拥下，奔赴前线。后来他们被分配到川军第二十六师，8年抗战下来，这800多人没有一个能回归家乡，全部战死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同样是在这个寒冬，在四川安县曲山镇，一名叫王建堂的青年，带着父亲给的“死”字旗来到了报名处。白色的“死”字旗，用黑色的墨迹写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誓言。一面“死”字旗激励的不只是王建堂一个人，它激励着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的川军士兵；一面“死”字旗，表示的不只是王建堂一家人的决心，它更是表示千万个四川家庭的决心。

1940年冬天，在重庆，在成都，在四川各地，都发起了为前线战士“献金”、“献寒衣”的运动。仅仅一个冬天，在重庆募集的抗战公债就达到千万美元之巨。这还不算各地开展“春季劳军”的竞赛活动中，募集到的上千万资金和物资。整个抗战期间，四川各界不停开展“献金”活动，甚至有乞丐把自己刚讨来的钱，扔进了抗战的募集箱。四川人民不仅是在用自己勤劳的汗水在支持抗战，而且是用自己的鲜血在支持着抗战。

1941年9月，在四川农村的田埂上，无数的农民推着四川独有的“鸡公车”去送公粮。这一年不是丰收之年，相反，这一年四川春旱夏涝，许多农民家里连自己的口粮也不多。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没有一个四川农民欠缴过“抗战公粮”，农民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决心，“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就没有办法拿命去拼”；“我们吃观音土也要交齐公粮”。四川是农业大省不假，可是就是这一省之地，在1941年到1945年，光稻谷就交了8828.6万石，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募集的军粮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之最。这个全国之最是几千万四川军民从口中省出来的，为了节约粮食，四川大部分人都改为了一天两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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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四川还有300多万的民众，义务服劳役为后方修建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八年抗战里，四川为中国做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些。当时全国的工业、机关、高校都撤往了四川，随之撤来的还有几千万的人口，四川这片土地同样无私地养育了他们。从重庆开始成为陪都的那一天开始，日军就开始了对四川的战略轰炸，对重庆的轰炸更是惨绝人寰，唯有欧洲的伦敦轰炸能与之相比，但是四川人民就是在这样的轰炸中，仍然屹立不倒，倾尽所有，支援全国抗战。

川军出川抗战士气高昂，但是与他们士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装备。川军历来装备奇差，他们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大部分的士兵穿的都是草鞋、单衣。外界对川军的印象也一直不好，因为川军很多人都有“袍哥”背景。在四川，“袍哥”相当于青红帮组织，也近似于土匪，川军在抗战以前也少不了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外界一直称川军为“烂丘八”。但就是这样一支穿着草鞋单衣，被称为“烂丘八”的部队，却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并且组织严明，深受百姓爱戴。

1937年9月，陕西西安，刚刚到达火车站的军列静静地停在站台上。它在等候刚刚从四川徒步跋涉而来的川军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这些川军刚刚翻越秦岭。时值深秋，秦岭大山中早已是寒气逼人，但川军将士的身上却仍然穿着草鞋单衣。抵达火车站的川军将士，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补给，便被通知要他们乘火车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川军士兵就这样穿着单衣草鞋，拿着“老套筒”迎来了他们出川的第一场“国仗”。山西长治，这片土地也许永远不会忘记四十七军一七八师的将士。在这里，日军在大量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一七八师镇守的东阳关进攻。而川军将士手里的，是经常卡壳的步枪、迫击炮。就是凭着这样的装备，川军将士和日军激战了两天，子弹打完了，将士们就用砖块、破枪、拳脚和敌人肉搏。凭借这样的装备，川军守城将士造成了日军上千人的伤亡。

当然，川军将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守城的副司令李克渊、参谋李浩东都在战斗中牺牲。和他们一起牺牲还有两千多名川军将士。死去的川军将士大多不知道姓名。长治的百姓为他们建起了庙宇，供奉起了他们的神位。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因为他们有个英雄的指挥官——李家钰。李家钰，四川蒲江人，他是第一个向蒋介石请缨出战的川军将领，也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所有部队都带出来抗战的川军将领。出川以后，李家钰就升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从1937年起在山西境内作战两年多，击毙日军上万人。也是他的部队，在1944年主动为其他部队殿后，掩护国军其他主力撤退，而这一仗李家钰的一个主力团损失殆尽，他本人也因为在途中中了日军埋伏，不幸中弹牺牲。李家钰成了在战场牺牲的川军最高将领。他死后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

1938年3月，山东滕县，川军师长王铭章率领的川军一二二师在这里阻击数倍于己的日军。同样是装备上的巨大落差，同样是川军将士的死战不退。不同的是，王铭章的部队，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一支孤军，支援他的部队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无法到达。面对这样的情况，王铭章只是告诉部属“牺牲原为军人天职，现在唯有牺牲一切来完成任务”。一二二师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滕县整整四天，为国军部署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宗仁事后感慨，“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藤县战役非常惨烈，一二二师，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除少数几个人突围逃出以外，全部牺牲在了滕县。李家钰、王铭章他们都是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而川军的领袖刘湘，却因为疾病原因，在川军出川后不久，就病死在了后方医院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闻知他的死讯，异常惋惜，毛泽东发出了“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的唁电。从刘湘到李家钰、王铭章到普普通通的川军士兵，他们抱着必死的决心离开故乡，也用决绝的行动实践着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

八年时间，四川350多万军人出川抗战，每五、六个国军士兵当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为此在国军中有“无川不成军”的美名。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共有64万多人阵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居全国之首。64万四川儿男把尸骨留在了异乡，“川军”无愧于中华抗战的脊梁！

1937年，10万川军出川抗战，但为什么弄得无处栖身？ 

1937年7月，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在抗战的初期，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这一系列的战役在打破日军3个月占领中国的的狂言，但是中国军队自身的消耗相当大。在北方军队基本打光的情况下，西南地区的军阀陆续派出了援军。其中川军最多，刘湘在1937年年底派出了10万川军出川抗战。在抗战的后期，川军更是成了中国抗战的主力军。

一、前线形势危急，10万川军出川抗战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本在北方战场的优势，蒋介石集中力量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70万中国军队与30万日军展开了大厮杀，上海的地理位置对日军相当有利，便于日军的海空力量增援。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冯玉祥回忆淞沪会战时说：“上去一个师，最多撑两天，下来还不到一个团。

”淞沪会战持续了三个月，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但是中国军队付出的伤亡数字也是巨大的，中国军队阵亡12万，负伤超过38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伤亡殆尽，德械师打光了。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云南的龙云和四川的刘湘都派出军队万里迢迢抗战（6年前，张学良坐拥38万东北军不战而退，这就是做人的差距）。

刘湘是四川军阀中的实力派，他一口气派出了10万川军出川。辛亥革命之后的四川真是热闹，四川各路军阀相互内战，打的是不亦乐乎。不过这总是四川军阀的自己的事情，外人休想插手。川军的装备可以说是各派军队中最差的，连西北军都不如。

川军普通士兵都是用着四川当地制造的土枪，不要说和三八大盖，就是和汉阳造也有差距。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下，10万川军踏上了征程，这是真正的壮士一去不复还。川军出川时正值盛夏，所以大部分士兵都还穿着单衣。但是越向北越冷，川军行军只能靠两条腿，在行军速度上一直是一个问题。

二、程潜和阎锡山都拒绝川军进入自己的地盘

川军出川以后被分配到了山西的抗战前线，问题马上就来了。当时的山西人很抠，阎锡山更是这方面的代表。川军进入山西境内以后，一切的物资都要川军自己解决，山西方面不会提供任何东西。这很明显是欺负人，川军的物资根本不可能从四川运过来。

川军被激怒了，他们开始自己想办法，一个字抢！川军在山西境内干了一系列让人恼火的事情，这都是让逼的。一时之间，川军在山西的名声坏透了，阎锡山亲自给蒋介石打电话。请蒋介石必须把川军调走，否则出现什么火拼事件他不负责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阎锡山已经有了使用武力驱逐川军的想法。出于稳定阎锡山的考虑，蒋介石同意调离川军。

蒋介石并不想让这10万川军就这么回四川，毕竟北方告急，正是用人之际。蒋介石命令自己的机要主任和负责中原防务的程潜商量关于川军的问题，此时程潜的担子是最轻的，阎锡山挡在了他的北边，李宗仁又挡在了他的东边，日军暂时威胁不到他。在接到关于川军的报告之后，程潜可不想让这群四川兵祸害自己的地盘。

更何况自己的作战任务不重，根本不需要这批人。他对于调动川军入境的请求一口回绝，对此蒋介石十分无奈，最后准备命令这批川军回四川。而此时小诸葛白崇禧在蒋介石的身边工作，他建议把这批川军调到苏北战场。那里的军队大多是淞沪会战的败兵，兵力明显不足。

三、藤县保卫战，川军最终血战到底

李宗仁此时正在头疼，他手上的兵力严重不足，韩复渠这个坑爹的家伙又临阵脱逃。导致山东战场的形势很被动，李宗仁正需要部队。川军的122师被安排在藤县布防，而这个师的兵力严重不足。川军序列中一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只相当于中央军的一个旅。川军122师也不例外，全师官兵只有几千人。而由于事发突然，真正守卫藤县的部队只有3个营。

日军进攻藤县的兵力超过5000人，但就是这支建制不全的部队整整坚持了3天。1938年3月16日，日军在战机和火炮的掩护下进攻藤县，川军除了手里的步枪什么也没有。18日夜，藤县失守，守城官兵全部阵亡。正是这些川军的牺牲，为李宗仁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在台儿庄战役之后，李宗仁在日记中写道：“若无藤县之苦战，焉有台儿庄之大捷？